上过第二节课，语文老师们都陆续回到了办公室里。大家正兴冲冲地议论着假日里都准备做些什么，只见小刘老师气呼呼地走了进来，把书“啪”的一声扔在办公桌上，激动地说：“这还怎么教啊，简直太不象话了！”

大家打住了正在讨论的话题，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小刘？怎么了？”

“气死我了！”小刘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掌般大小的本本，“你们瞧瞧，这帮学生把我国的经典诗文都糟蹋成啥样啦……”

几位老师接过翻开一看，不禁哑然失笑：那上面记了十几首“恶搞版”古诗，什么“死去万物皆为空，悲伤竟是假大空”，什么“离离原上草，看谁起得早”等等，一些著名的诗句被纂改得面目全非。

“就为这个？我还当什么呢。”特教张曼丽老师微笑着拍拍小刘的肩膀说。

“这，这难道还不严重？现在我们班的学生居然认为会背这样的东西很‘牛'，各处收集，相互传抄，逗乐，把传统文化都扭曲成什么了。”

“小刘，你刚来不久恐怕还不知道吧，这个问题在我们学校已成为过去式，只要你淡化意识，正确引导，带领孩子走出这片沼泽地，什么都不会成为问题的。”

张曼丽老师的话让我回忆起了往事……

是啊，想当初我们遇到孩子“恶搞”经典时也是如此紧张，担忧，更多的是生气。可是当我和同事们实施了共同研究商议的应对方案后，发现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受到教育和引导的孩子，他们的心灵犹如被净化了天空，依然是那么蔚蓝，那么清纯，只不过是临时遭遇到点风雨罢了。

话还得从一次家访说起。在一次家访中，我班学生王涛涛的妈妈告诉我：儿子近来越加顽皮了，很喜欢改编别人的语句，甚至给他买了一块烤红薯，他也要随口说一下：“锄禾日当午，下地偷红薯。回家煮一煮，每块三毛五。”听完后我笑了，这个平时不爱“显摆”的小家伙儿，竟也能把古诗篡改地如此押韵。除了思想上有点怪怪的，甭说，还真有点味道。

第二天，和同学科的老师交流了意见后，我把红薯带到了课堂上。首先声情并茂地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有关红薯在我儿时记忆中留下的故事，又对照图片讲解了红薯的作用和价值，然后让他们各自说说对红薯的认识和看法。孩子们被感染了，互说着，气氛煞是热烈。 看到孩子们来了激情，我把话题一转，带着神秘的语气对学生说：“同学们，怀着对种种美好事物的眷恋，我给你们朗诵一首有关描写红薯的诗好不好？”

话音刚落，可爱的孩子们竟鼓起掌来。等我刚把王涛涛的“绝版”打油诗朗诵完，班里就像炸开了锅，一些孩子顾不上举手，就豪不留情面地开始批判起来。

“王老师，您太不严肃了，这是古诗吗？”

“我也给老师提个意见，老师怎么可以去偷红薯吃呢？”

“锄禾本来是要我们爱惜节约粮食的，农民伯伯那么辛苦，我们怎么可以下地偷粮食呢？”

……

我一边应答着学生，一边留心观察着王涛涛同学，只见他面红耳赤，极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看到时机已成熟，我打断了孩子们的评论，进行了小结。首先肯定了这首“诗”具有押韵、通顺的优点，并告诉同学们，是觉得好玩儿才这样说的，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同学们马上“原谅”了我，我看见王涛涛又露出了笑脸。

接着我出示了《悯农》这首大家极为熟悉的古诗，讲解了作者创作的社会背景和意图，和有关红薯的那首“打油诗”进行了对比，聪明的孩子们马上指出说，“打油诗”纯粹是为了好玩才出现，表达的内容太低俗了。

可见，面对孩子们“恶搞古诗”，老师们要用一种宽容、冷静的态度来对待。之所以恶搞，是因为好玩儿，搞笑，放松神经，并非有诋毁传统文化之意。在老师的正确引导，耐心教育下，这种“纂改”有哪些可取、不可取的地方，并通过给孩子们讲解诗文意境，了解古诗词的内容，自然就能提高孩子们的文学鉴赏水平，“恶搞古诗”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