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 
　　　　　2007-09-17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

    当前，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问题，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4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

    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作，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概全，就姑妄言之吧。

　　“余束发”是谁，“范长江是小品演员”，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悲哀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从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记得吴冷西同志生前有一次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在报人中间，我其实最佩服的是张季鸾，因为他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倚马可待的大手笔，又会串门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可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泛滥，其中对我们新闻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政治和文化对立起来。只强调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强调新闻的文化属性；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而一概否定文化人办报，甚至于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丰厚文化修养的邓拓同志也当成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代表批了很久。到了“文革”中，这种排斥文化的思潮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拨乱反正以后，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领域对“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但是在新闻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